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王奕博頂薪轉會青島，實際上是CBA歷史上第一次有球隊利用工資帽規則的D級限制條款硬搶球員成功。

按照姚明主導設計的CBA工資帽體系，每個隊的工資體系由ABCDE五種合同構成，其中D級頂薪是球隊的核心，一個隊只有三個，如果你的球隊三個頂薪已經滿了，那其他球隊就可以用D級合同強搶你的球員，而你沒法匹配。

但諷刺的是，這次轉會是在姚明離開后才出現

這么設計的目的，當然是在一定程度保護母隊的基礎上盡量刺激球員流動，但從實際操作的結果看，球隊并沒有按照姚明的預想在這個框架下玩游戲——D類不報滿是常態，而球隊間相互挖人也往往會用比較溫柔的手段。

而原因也很簡單，CBA的工資帽，與NBA有著本質的不同：

NBA，以及北美的其他體育大聯盟，核心可以說是一家企業，一個經濟共同體。30支球隊相當于NBA的30個不同部門，球員的轉會也只相當于在不同部門之間調動，（絕大多數）球員沒有對轉會的否決權，在轉會之后，他們也繼續履行在之前球隊簽下的合同，因為雇主都是NBA，一直都沒有改換門庭。

而在CBA，無法真正實現聯盟制和經濟共同體。每一年每一支球隊所得到的投資不是固定數字，常常變化極大。想要通過工資帽的硬性規則將球隊的投資控制在一個區間當中根本無法實現。

在姚明執掌期間，最低投資的吉林隊一度投入低于當時的最低值1200萬，而工資帽最初設定的上限3600萬，很顯然根本限制不住豪門球隊的巨大野心。 

本賽季的制定的（國內球員基本）工資帽上限為4200萬，下限為1400萬。此外也明確規定了每場比賽的獎金數額，但“球隊可以在額度之內自行決定如何發放”：

在NBA和北美其他體育聯盟里，是沒有轉會費概念的。即便每支球隊被允許使用“部分現金”，也有對現金的明確實用上限：2024-25賽季，NBA的現金使用上限是724萬美元，2025-26賽季是796.4萬美元，每支球隊的收入和支出都不能超過這個數值——相比于1.55億美元的工資帽，這點錢最多只能用于小型交易的補償，所以“cash”最初的翻譯也就是“部分現金”。

但在CBA的交易里，“部分現金”才是重量級。

無論球迷怎么猜測，球隊和隨隊媒體怎么辟謠，這些年里真實的轉會費一直都沒有過清晰的報道，但王哲林、周琦、陳盈駿、趙睿、張鎮麟們，應該都伴隨著大幾千萬的轉會費。高詩巖當年的3000萬轉會費似乎已經被多方確認，這個數字也可以作為一個錨定值，每支球隊的年度開銷中的絕大部分，其實并不是上限4200萬的國內球員工資，或是425萬美元的外援工資帽。

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休賽期所做出的大部分轉會，仍有合同的球員的年薪符合在工資帽體系下的平移，但通常都伴隨著各種未來的口頭承諾。

而合同已經到期的球員的轉會，多少都帶了點“我們的ABCD，跟你們的ABCD，不是一回事”——

姜宇星從吉林的D改成遼寧的C，工資水平似乎還有上升；

至于趙睿……轉會首先是新疆提前買斷了還有一年的D類頂薪合同（規定頂薪買斷需全額支付），然后和北京簽下C類合同，其中玄妙，不言而喻了。

那么既然如此，在2020-21賽季開始推行工資帽制度以來，D類合同的概念和意義，就完全偏離了設計者的初衷——在NBA里我們常常感受到的，因為薪金壓力，母隊不得不放任球員自由離開，在CBA顯然很不容易實現。

最容易操作的辦法，就是不報滿三個D類頂薪。

在《2025-2026賽季CBA聯賽國內球員注冊信息》中，20支CBA球隊一共只報名了28位D類合同球員，其中只有北京、浙江、廣廈（趙巖昊、胡金秋、孫銘徽）和山西（原帥、葛昭寶、張寧）報滿了3個D類合同，而吉林、江蘇和四川甚至都沒有報名D類合同。

事實上，球員轉會，在CBA現有的工資帽體系下，依然很難通過個人推動：球隊自然培養的球員是A1合同，選秀球員是A2合同，母隊只需要在合同到期后提供漲幅100%的B類合同就能留人，當年的劉傳興和朱松瑋選擇離開CBA，就已經是對這條規則的抗爭了。

至于其他幾位處于B類合同期間而在今夏選擇留洋打球，也許會有類似的原因，這里不做過多猜測解讀。

從A類到B類，母隊可以鎖定；B類和C類到期后，母隊擁有D類獨家簽約權；包括符合老將合同E類（與C類一樣可以簽下最高低于D類50萬的合同），母隊都可以用D類報價留人。

所以在自由市場上操作空間最大的球隊，反而變成了“擁有大量現金流+D類空格”的球隊，手頭的D類名額，既可以用來留人，也可以用來引誘潛在招募對象。

而這些年在普遍印象中應該簽下D類的球員最終簽下了C類合同，也變成了常規操作。

另一個事實是，從A到B的“≥100%漲幅”，反而有著更大的操作空間，坊間傳聞，齊麟和張鎮麟這兩位球員所簽下的B類合同，價格也都相當可觀。而如前所述，母隊只需要工資翻倍就可以留住球員，可以談判的空間其實非常巨大。 

于是，在CBA的環境下，各支球隊的薪金構成，已不再是最初設想的“幾個A+幾個B+許多C和3個D+幾個E”，而是變成了如今的“大量A+大量B+少數C+少數D+個別球隊有E”的模式。

比如說，遼寧隊有趙繼偉和付豪兩個D，姜宇星和鄢手琪兩個C，李曉旭是E，其他都是A和B；廣東隊只有胡明軒一個D，張文逸一個C，其他都是A和B；這種構成能夠做到進可攻退可守，同時極大程度上控制開支。

而作為對應的例子的兩強北上兩家：上海有王哲林一個D，劉錚一個E，崔曉龍、李添榮、閆鵬飛和袁堂文以及租借出去的戴昊5個C，張鎮麟和李紅權的B將在明年到期。

北京這邊，三個頂薪周琦、范子銘、陳盈駿之外，趙睿、范依銘、塔瑞克·加尼尤、姜文、張才仁、雷蒙都是C，還有方碩和翟曉川兩個E，只從這兩家的紙面名字來看，恐怕4800萬的工資帽上限，不太能夠限制他們的爭冠欲望。

那么，回到最初的話題。在有工資帽體系之前，CBA的建隊成本就不是平衡的，能夠拿的出豐厚薪水的球隊，也有足夠的理由和條件留住不想放走的球員。而中國球員安土重遷的思維模式，在不太多的工資漲幅的前提下，很難輕易受到動搖。

近些年CBA工資帽體系的最大影響，更多是體現在頂薪合同的上限上——疫情前設定的900萬（后改為800萬），再到如今的600萬，使得很多原本拿得到更多工資的球員被動降薪（周琦、易建聯以及丁彥雨航），而在卡死了工資上限的情況下，大城市的背景，便成為了影響力大得多的因素了。

NBA所倡導的母隊可以給出遠高于非母隊頂薪的規則，在CBA這里變成了D類的獨家簽約權。前者給出了球員犧牲金錢而離隊的選項，而后者則是給了經濟條件并不那么出眾的球隊，用本隊球員換取部分現金的權利。

于是，CBA很自然地滑向他們之前也更接近的模式：歐洲足球。

英超、西甲，也包括此時的中超，和另一種存在的沙特聯賽——他們的共通之處在于，豪門、中游和下游球隊，有著各自明確的定位：豪門天然吸引所有優質球員；中游球隊出售優秀球員換取薪資，并買入其他有潛質和當打之年的球員；下游球隊依靠出售球員維持財政，并盡可能依靠租借、隊內提拔和非當打之年球員來盡力保級。而這些球隊本身的自我換血，也并不依賴選秀，而是盡力發展各自的青訓。

于是，從今年開始的CBA，以其不同的城市和資方背景，被天然分成了不同的陣營。在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社會背景下，沒有強力的資方，中小城市的球隊很難依靠管理層的運作來提升實力，經濟基礎直接決定了球隊所處陣營的定位。

當然贊助商和官方其實發力點也不一樣，你看四川男籃全運會這個造型，誰敢說他們經濟基礎不行啊

只是CBA，比起良性循環的歐洲足壇（姑且也可以算上中超），仍然有兩個特殊的影響發展的地方：

CBA沒有升降級，中下游球隊也沒有直接的競爭動力。

那么長此以往，替強隊培養球員換取資金，成為一種可能。

還有就是外援。

杜鋒：你知道我要說什么

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就是，在最近20年的CBA，即便國內球員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最終決定誰能奪冠的基礎依然是強力外援。

而我們的CBA在8月31日截止國內球員報名，外援卻可以隨時替換使用，那么外援的實力和適應性的差異，可要遠遠大于國內球員的陣容變化了……

當然，CBA（以及中超）在外援上的朝令夕改，當然也極大地影響到了球隊的正常運作，突然提高的4節7人制且同時擁有4名外援，不限制外援更換次數，也在過去一年間改變了一些球隊的運勢。

國內球員團結，外援引進給力，當然可以走到很后面，只是面對著來自不同層面上的對手的提高，有些球隊選擇的是繼續硬剛，有些球隊的選擇可能是直接躺平。

當然，對CBA而言，他們也不是全無動作，至少在新的一年，還是修正了一條規則：

上賽季不限制外援更換次數

至少今年，不會出現豪門球隊注冊4個人，另外再備著2個隨時用來替換的情況了。在這一點上，起碼做到了相對公平。

那么，全新版本的CBA是好是壞，只有時間能給我們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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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若）